你的地盤

帶三個表 @ 2007年06月03日2:59

廈門市政府可能沒有想到，一個政府批准的項目在民衆的聲討中緩下來了，這讓廈門市政府感到很沒面子，會不會是“領導很生氣，後果很嚴重”呢？胳膊至少在現階段擰過了大腿。以往，誰會對政府決定的事情說不呢？即便是政府理虧，也不能說不。只要民衆說不，以後民衆的頭上就會多帶上幾層“不許”的緊箍咒。

這次“PX”事件，國內制媒體幾乎沒有做報道，所有輿論的壓力都是來自網絡和手機。在中國，媒體是口條，在過去，只要控制住媒體，民衆在怎麽折騰也掀不起風浪，可惜，這個時代一去不複返了，那種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的做法不靈了。即便網絡設定了過濾詞，即便手機作了屏蔽，但是都沒有阻止廈門市民阻止PX上馬的聲勢，對，這就叫“你時代”，你終于有了一個地盤，你可以做主，雖然“你”的地盤被一直蠶食。

網絡究竟能不能促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以前只是一個設想，或者說在理論上可以論證，現在，一個活生生的事實擺在面前，你不能忽視網絡的力量。過去，政府做出任何決定都是長官意志，它根本上忽視了民衆利益的存在，他們之所以忽視，是因為他們可以用強制手段封住民衆的口，不讓反對的聲音出現，因此可以為所欲為，因此就形成了習慣。在一個網絡發達的時代，他們認為這一招鮮還可以吃遍天，但是在PX項目上，廈門市政府碰到了最強硬的釘子戶，他不是一個人在戰鬥，而是一個群體，這群釘子戶讓市政府穿成了釘子褲。廈門市公安局在通告中這樣說：“市民對該項目有意見和建議可以通過正常渠道反映。”問題是，如果通過正常渠道反映，會有結果麽？我們的政府部門什麽時候為民衆開設過正常渠道？至少我現在沒見到過。你沒有正常渠道，民衆就會找旁門左道，一旦找到旁門左道，會讓你更難受。

廈門PX事件其實給現在的政府部門提出了一個很嚴肅的問題，你必須該換換腦筋了，用過去的那種不講道理的方式處理問題，只能激化矛盾，眼裏該看看民衆的存在了，該聽聽他們的聲音了，不然多尴尬。小平同志不是早就說過嗎：“一個革命的政黨，不怕聽到人民群衆的呼聲，怕的就是鴉雀無聲。”江總也說過：“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領導們天天嘴裏說著這些套話，怎麽行動起來就口是心非呢，看來理論學習沒有效果啊。現在不是講究構建和諧社會嗎，你別整天老嚷嚷讓老百姓去構建和諧社會，作為政府部門，你們不和諧，怎麽能讓老百姓和諧呢？這個社會怎麽能和諧呢？

水，可以載舟，也可以煮粥。這次廈門市政府就被民衆煮成了一鍋粥。當然，我們還不能樂觀地認為，廈門民衆的經驗可以推而廣之到全國，那還是一個奢談。因為我還在擔心，幾天後，會有多少廈門公民失去工作，有多少學生被迫離開學校，有多少“個別人”因此失去自由。

曆史的前進總是要付出代價的。

手機與社會矛盾

手機作爲一種現代通訊工具已經成爲人們生活工作中必不可少的用品，而其獨特的社會性質也日益體現。本文試圖從社會階級、社會穩定性、健康與環境和手機文化這幾個方面來闡釋手機是如何加劇社會的矛盾的。

隨著社會越來越複雜，社會分層的現象也日趨嚴重——分裂成越來越多的不平等的社會群體或者階級。一方面，人們簡單的認可自己所處的階級，另一方面，卻促使更多暴力、歧視和不同階級人群交流時的緊張。
手機起初作爲一種富人階級的象征，後來逐漸演變成一種新型的、上層社會的通訊消費品。在經曆了不斷的技術革新之後，手機以其有別于傳統媒介的特點，逐漸成爲了一種新的強勢媒介，爲它自身的發展爭得了很大的話語空間。

上層階級的優越性在于，他們可以更早使用功能更強的手機。當一般用戶的手機還只能打電話時，上層階級的手機已經可以收發簡訊；當一般用戶還在查看手機內置的黑白圖片時，上層階級已經可以享受由其他數據源接入的彩色圖片。以此類推，他們能夠先于大衆獲取有用的信息，而提早作出決斷。對于非上層階級的人們來說，當他們得知一些消息的時候，無疑早已失去了某些機會。

另外一點，手機的基本特性與功能就是隨時隨地（any-time & any-where）的可接觸（contactable）與可獲得（available）。這種特性與功能固然便利了人的生活，卻也造成工作時間與休息時間的相互穿透。這使得上層階級對下層的控制又進一步加劇了——公司領導再也不會找不到他的員工了，下層階級被他們自己的手機牽制住了。這一切都極大的滿足了上層的控制欲。

此外，手機這種新型媒體還進一步將大衆的知識差距拉大。信息“富人”和信息“窮人”，兩者接觸的媒體的機會不同，前者明顯大于後者。鼓勵大衆使用手機，無疑造成了“富人”比“窮人”在此獲得的利益更多。

個人隱私的公開。隨著個人數碼産品的功能逐步與手機融合，暴露個人隱私的機會也就越來越廉價和易得。這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人們長期以來的窺探欲。浴場手機拍照事件已經促使社會對信息權力的問題加以討論，並且，正在影響社會的道德輿論和律法的變革。

社會治安問題。手機短信給現代人們的工作和生活帶來了益處。同時，一些人用開放的通信平台發布不良手機短信，並借此實施違法犯罪行爲或侵權行爲，對社會生活構成危害。通過發送手機短信設置各種陷阱，騙取、偷盜他人錢財；從事制作假證件等違法經營活動；散布破壞民族團結、影響社會穩定的政治謠言；大量散布色情、迷信、非法博彩等方面的信息，從而引發不少社會治安問題。

有一個利用手機煽動人民群衆的例子。2001年菲律賓發生暴亂，手機扮演了重要角色。反對政府的民衆用短信傳遞口號，組織、協調示威活動，導引行動。最終致使總統Joseph Estrada被人民趕下台。

手機依賴症。現代人對手機産生了一定的依賴心理，一些人關了機就有焦慮情緒，害怕與別人失去聯系，所以不願意關掉手機。産生手機焦慮症的原因有很多，不過主要還是因爲工作壓力大，人際交往頻繁，信息更新流通速度快，讓手機成爲大多數人工作和生活的重心，手機無形中占據了相當重要的地位。一旦手機沒電或來電頻率突然降低，就會出現情緒波動，如焦慮、煩躁、抑郁等症狀。

學生人群也是“手機依賴症”的高發人群，這是因爲學生平時的學習壓力太大而産生了厭學情緒或無聊感，通過手機短信和遊戲來對自己進行一種補償。街頭盯著手機看消息的“拇指族”，似乎正建構出一種全新的社會關系網，一種脫離空間而獨立存在的新的溝通方式。

微波電磁輻射——手機收發信號是發射出來的一種射線——也威脅著環境。研究表明，手機可能促成腦癌。雖然還沒有明確的醫學文獻來證明這輻射是如何影響人們的生理活動的，但我們不能否認電磁輻射對健康和暴露的環境造成的影響。

低品質文化代替高品質文化。手機文化是流行文化的一種代表。我們常常可以收到一些“整蠱”或是帶有性暗示的短信，而我們卻又很樂意將其二次傳播出去。手機文化可以看作是一種快速消費的文化産品，因此它們成爲最廣大群衆喜愛的形式，而極易與他們接近，並得到他們的接受。評論家西奧多•阿多諾擔心，大批生産的低品質文化産品會取代高層文化。誰會在手機上閱讀泰戈爾的詩歌呢——即使它們同短信一樣短小精致？我們可以發現，手機拉達了低品質文化與高品質文化之間的距離，使兩者達到了無以複合的地步，這也一定程度上激化了社會矛盾。

手機中的男性訊息的主導地位導致了性別差異增加。網上絕大多數短信寫手都是男性，移動網絡的內容提供者、圖片鈴聲的編譯者也以男性居多。手機信息會以狹隘的性別觀點形成一股刻板的成見，這顯然是有害的。我們有理由相信，那些兼具情色功能的短信可以滿足男人們的意淫之欲。手機文化無疑造成了社會的性別偏見。

手機文化中的另一缺陷在于，社會上還未形成約定俗成的傳播規則和共同的標准。我們暫且稱之爲“最低標准”。文化滲透于各種公共領域中，而手機文化卻沒有“最低標准”來進行道德約束。台灣最近發生一件與之相關的事，一女中學生被拍攝的裸體視頻影像在她同學間用手機廣泛傳播，少女差點自殺，還引發了當地媒體的熱烈討論。我們會發覺，手機文化正是缺少了這種社會道德輿論的“最低標准”。而設想當手機能夠在全球範圍內通用的時候，跨文化傳播的問題更使“最低標准”有了深刻的意義。

手機的應用模糊了大衆傳播與人際傳播之間的罅隙，給了我們全新的思考角度。然而，僅僅從一種新媒體的角度去分析手機的社會作用是遠遠不夠的。它帶給我們的負面作用更值得我們去關注。手機，可以成爲下一代社會的殺手，也可以引發新一輪的媒介革命。因此，我們需要知道它在一定程度上分裂著社會組成。而作者希望通過本文，反思手機的負面作用，引發人們重視對這個問題的研究。

關于可信度的一點思考

新聞是“鮮肉”而不是“罐頭”。“罐頭”是Publishing。我贊同客觀事實的新聞寫作報道方式。因爲新聞不是曆史，往往很難旁征博引，用實例去證明。新聞的特點在于“鮮”，我們不需要玩味，而只需食形即可。因此，加上評論的新聞通常都帶有較強的主觀隨意性，容易誘導受衆的觀點取向。

關于可信度，有人說是可以信賴的程度，有人說是受衆對于不同媒體的選擇偏好性，有人說是新聞內容與實際情況的契合度。當然這些都只是從一個角度去闡釋了可信度的特點，而並沒有回答究竟什麽才是“可信度”。舉個例子，對于封閉式的Blog，由于脫離了新聞的社會性，只在小衆範圍內傳播，其可信度是不是要比將其放在公衆中更來得令人信服？或者說，更加會脫離實際？由此我只是想表明，可信度依賴于很多方面，並不是你能夠分析和控制起來的一兩個因素。

還有一點很重要，可信度究竟還是一個非常主觀的態度，經驗和受衆偏好對其的影響是巨大的。